据中国新闻网报道，近期，上海、深圳、陕西等地宣布上调最低工资标准。记者梳理发现，目前，上海、深圳月最低工资标准超过2000元，其中，上海月最低工资标准达到2300元，为全国最高。
如果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是放在几年前，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前，应当是一个受到共同赞誉、共同支持、共同力挺的事。毕竟，它事关低收入阶层生活，事关社会稳定，事关收入分配格局优化，事关企业分配行为规范。只有把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拉上去，把企业的分配行为规范好，才能有效拉长社会短板、缩小收入差距、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，才能让企业的收入分配行为越来越规范。
也正因为如此，上调最低工资标准，也被认为是与上调养老金发放标准一样，是一件真正体现以民为本的大实事。正是由于最低工资标准和养老金发放标准的连续上调，才使得收入差距没有进一步被拉大。至少，拉大的幅度变小了、步伐变慢了。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，随着企业经营状况的恶化、效益的下降，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，更让收入差距出现了不断改善，收入差距拉大的矛盾得到了有效遏制。
问题在于，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，企业出现了效益明显下滑、经营十分困难的现象，因此，上调最低工资标准，在给低收入人群增加保障、体现关怀的同时，却给企业增加了不小的难度、带来了不小的压力，相当一部分企业已经难以承受。尤其是中小企业，正常发放工资都已经十分困难，有的还出现了拖欠，如果再增加员工支出负担，显然可能会出现因承受不了而完全瘫痪的现象。如果这样，所带来的就不只是低收入人群的生活问题，还有其他居民的就业问题。
也许有人会说，设立和调整最低工资标准，主要有两大目的，一是对经营状况不佳、工资标准不高的企业设立最低线，以维护这些企业员工的基本利益；二是对经营状况较好、工资收入差距较大、缺乏社会责任的企业，通过设立最低工资标准，迫使其履行社会责任，不让低收入员工的收入过低。当然，对暂时没有工作岗位的待业人员，则也可以通过最低工资标准的设立，能够在法定范围内领到一份可以保证基本生活的保障。从总体上讲，设立最低工资标准，就是为了规范企业的分配行为，让经营者能够不过度为了自身利益而出现损害员工利益的现象。
现在的关键是，在企业已经无力承受的情况下，再上调最低工资标准，会不会成为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，让员工最基本的保障也失去呢。因为，按照目前企业的实际运行状况，如果没有相应的配套措施做保障，而是一味地上调最低工资标准，把优化收入分配结构、平衡社会分配关系的担子全部压在企业身上，而不实行共同来担，是相当危险的。尤其是政府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，发挥什么样的作用，对各方的影响是相当大的。
事实也是如此，尽管企业日子的越来越难过，员工收入增长也面临很大的压力，但是，政府的日子似乎并没有因此而难过。即便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放慢了，政府所能调动的财力资源空间在变小，实际能够支配的财力也并没有减少，只是增长的速度放慢了。更何况，“土地财政”带来的收益，却在年年上涨、年年增多。也就是说，企业和政府在调配财力资源方面的差距还是相当大的，让没有调配能力的企业一家去承担员工调资的责任，显然是不合理、不公平的。
尤其需要注意的是，政府为了自身需要，通过大搞“土地财政”，把房价和地价拉上去，还从另一个侧面蚕食企业利益，加剧企业困难状况，反过来再给企业下达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任务，有几个企业能够承受。要知道，凡是受最低工资标准约束的企业，都是效益不佳、运行困难的企业，尤其是中小企业。
一个需要正确面对和冷静看待的问题是，为什么在企业运行状况不佳、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又幅度较大、频率较快的情况下，多数企业还能勉强承受，原因就在于，物价水平比较平稳，且处于较低水平。而这样的格局，显然正在随着经济的止跌转稳逐步被打破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如果经济步入复苏通道，那么，物价出现较大幅度上涨，甚至是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，将是无法改变的事实。虽然企业也会因此而运行状况得到改善、效益得到提升，但是，在经济结构不合理、经济增长方式落后的大背景下，企业运行状况改善显然是跟不上物价上涨步伐的。也就是说，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的举措，仍然会成为压垮企业的那根稻草，是一步死棋。所以，如何寻找保障员工利益和维护企业利益的结合点、平衡点，让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成为双赢、多赢格局，才能将死棋下成活棋。
